1933年初，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满、宁安、汤原、海伦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苏维埃大学成立，以毛泽东为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10月，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和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成立。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严肃查处腐败案件。
1933年，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进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习仲勋等人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播撒革命火种，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也逐渐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提供了落脚点。